百度 黑恶势力大都有自己“画地为界”的范围，这种泾渭之分，往往是以行政区域来加以区分。

　　作者：尹稚（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稳步实施，取得历史性成就。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5个百分点，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围绕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或称科学共同体），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如果将70多年实践的经验教训和丰富多彩的地方性、专业性创新包括在其中，就体现出了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知行合一”的“超学科”色彩。

　　笔者认为，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建立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是对这个学科共同体较为合适的概括。应该说，围绕新型城镇化的学科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土木工程、市政工程等与人居环境建造直接相关的传统核心学科，也日益与建设、运营、管理、决策变革和技术变革等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公共管理等众多领域，以及包括其中的细分学科，发生着复杂的交叉、融合、不断面对实践中新问题的解答孕育和催生新的研究方向。当下学术界在处理新型城镇化相关问题时已显现出鲜明的学科交叉、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的特征，也符合吴良镛先生倡导的多学科“融贯”，更好地解决综合性问题的目标。

　　一、我国的城镇化历程也是相关学科边界不断拓展、科学共同体成员不断扩充的过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以重工业布局推动重点工业城市建设。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国家发展规划（五年规划）与国家建设规划的密切结合，使得生产力布局理论和整体性较强的总体城市规划理论成为这一时期的学科发展重点。民生保障领域的计划配给体系也催生了一系列统建、统分、居住与服务按计划配套的居民区规划理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大量新增的城市就业机会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数以亿计地转移到城市。这也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的跨越式推进时期，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释放了巨大的流动性。与土地有偿出让制度相配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度随之建立，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再次实现了发展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结合，使得被释放的发展动能能够有效落地，实现了GDP的有效增长，人均居住条件的大幅改善和城市文明的迅速普及。这一时期也是人居环境科学（学科群）方法论从建立到走向成熟的时期。

　　2016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印发，最大的变化是对城镇化进程的关注从以物质环境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本，以人的城镇化和现代化为核心，并开启生态文明时代的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应对人民群众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追求；以应对跨越式增长中生态环境、资源环境和过度拥挤的人居环境中各种难以为继的问题；以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机遇和极端气候变化中带来的城乡韧性的挑战。这一时期学科发展的最大变化是对传统理工学科研究边界的突破，并推动大量与公共政策制定相关的学科全面融入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人居环境的质量保障也从传统的规划、建设、运营时代走向日益带有鲜明治理特色的公共政策时代。

　　二、处理好“解析”与“融贯”的关系是新型城镇化相关学科群建设的关键

　　传统学科建设是沿着深度“解析”的思路去建构的，学科间的边界问题探索也不断催生着“新”学科的建立，而实践问题的应答是沿着“融贯”的思路去建构的，是跨界知识和方法的综合性运用，与新型城镇化进程相关的学科普遍反映出“效用之学”的特征，学科群呈现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走向。所以处理好“解析”和“融贯”的关系是新型城镇化这个领域性学科群建设的关键，也是未来可以从“超”学科视角追求更高水平的“知行合一”的关键。

　　一是新型城镇化相关学科体系的建设与人居环境科学（学科群）的建设一样，不应以建立或试图发展出一个涵盖面庞大的所谓独立或完整学科为目的。其发展动力来自于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而不是来自于学科和专业整合的需求。独立学科的专门性研究越深入和成熟，则参与多学科融贯研究的能力就越强；所能提供的技术支持越具体和可靠，则融贯进入复杂技术支撑系统集成的机会就越多。这种领域性科学的发展有利于众多独立学科的生长和发展，也会推动过度细分的研究方向和二级学科有所归并。

　　二是这一庞大学科群所倡导的研究并不是围绕着某个限定的学科边界（或狭小或庞大）展开的，而是围绕着实践中遇到的某个具体问题（同样可大可小）展开的。其学科体系（学科群）的组织方式会与传统学科组织和划分方式有较大差异，其学术带头人或有代表性专家的特征与知识、技能结构也有别于传统学科建设的要求。受实际可获取的发展资源的制约，其创立初期优先选择的“问题”往往是已被实践证明必须突破领域限制才能取得科学答案的“问题”（大的和复杂的居多），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已被社会所广泛认识，并具备寻求“新思维”的社会需求。其学术代表者也会首先产生于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核心”领域，而不是催生单一学科的“霸主”。

　　三是从思维方式看，这一学科体系建设的侧重点是试图密切“认识世界”和“解析过程”和“改造世界”的“融贯过程”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将现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出现的“只解析不综合”“重解析轻综合”趋势转变为“整体思考”下的“解析”和“解析”基础上的“磨合”；另一方面，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强调决策研究的“融贯与综合”，强调拟采取措施的“整体合理性”。它的发展与成熟会对与新型城镇化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产生影响，其自身的主要理论定位应是应用性基础理论和在新型城镇化实践中的直接应用；换言之，它会影响和丰富“描述性”和“解释性”理论的研究成果，但更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规范性”理论的构筑方式。

　　四是从发展进程看，这一学科体系的建设是以某些核心学科的强化和研究领域拓展为先导的，与需解决的特定“问题”的“目的性”和“主要矛盾”关系最为密切的若干学科会成为围绕特定“问题”组织学科体系（学科群）研究时的核心。一些学者强调首先融合建筑、规划、园林，作为三位一体的核心学科来发展新型城镇化相关学科体系的设想，无疑是基于倡导者的学术背景和从他们面对的城乡建设实践领域中的经常遇到的现实问题出发的。针对其他的学术背景和其他特定实践领域中的现实问题，探寻另外的、“问题”针对性不同的核心学科的选择与确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这有待于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

　　五是在这一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其主要资源获取渠道首先应是负责宏观决策的政府机构，或是政府部门的利益联合体，其次才是负责政策执行的各级政府部门。目前通行的以具体政府部门、具体企事业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委托研究项目为主的研究资源获取方式无法满足学科体系的发展追求，以某一独立核心学科所获取的有限资源带动整个学科群的发展只能是权宜之计，无法长期维持。因此，争取政府更高决策层的关注对新型城镇化相关学科体系（学科群）的建立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